近日，某媒体刊发了一篇题为《“下调法定婚龄”争议10年：法理、情理如何断？》的文章。
该文章纵向梳理了我国婚姻年龄政策的流变，横向对比了其他国家对婚姻年龄的相关规定，援引了大量人口普查和婚育调查数据，采访了学界有代表性研究的专家学者，探讨了老龄化加速和生育率下跌背景下“下调法定婚龄”的合理性与可行性。
其实，网友们的质疑多少有点偏离重点。“下调法定婚龄”只是放宽婚姻的年龄限制，扩大人们的选择范围，并不意味着必须在该年龄结婚。婚姻作为一项民事法律行为，以意思自治为前提，愿意结的结，认为自身条件不成熟的不结即可。
但网友们的质疑并非没有意义，它们暗示着：
通过下调法定婚龄促进婚育率，并非解决当前人口结构问题的万全之策。学制冲突、婚育成本、生活压力、就业机会等才是大多数人缔结婚姻时的主要考虑因素。
为什么要调整法定婚龄？
《民法典》第1047条规定，我国男性结婚年龄不得早于22周岁，女性不得早于20周岁。这一规定沿用自1980年修订的《婚姻法》。在此之前，根据1950年《婚姻法》的规定，我国男女法定婚龄分别是20岁和18岁。
法定婚龄调整，是建国后我国人口急剧膨胀的结果。
据统计，1949年后我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保持在4以上（国际通常以2.1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），1960至1980年的短短20年时间里，我国人口从66207万增长到了98705万，人口净增长超过3.2亿。人口数量超出社会承载能力，给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。为了协调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，1980年，我国将“晚婚晚育”作为倡导性价值写入《婚姻法》，并将法定婚龄提高至现行标准，以实现减少生育、控制人口膨胀的目的。
可见，我国法定婚龄的调整服务于控制生育的目的，其上调或下降与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如今四十多年过去，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颠覆性变化：
自进入二十一世纪，我国总和生育率长期处于1.5一下的极低生育水平，2010仅为1.18，2015年更是跌至1.05。低生育率，意味着人口老龄化的迫近。据统计，20世纪50年代初，我国65岁以上人口为2248万人，占总人口的4.15%；而2021年的调查结果显示，我国65岁以上人口超过2亿，占总人口的14.2%。
根据当前的极低生育率，专家预测，我国人口将在2025至2030年进入负增长，2033年前后65岁老人占比将超过20%，达到联合国超级老龄社会标准——少子化、老龄化和低生育已然成为我国新的基本人口国情。
随之而来的，是老龄社会带来的诸多矛盾。
广东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鲁晓明教授撰文指出，老龄化将急剧增加社会的扶养压力：在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筹集制度下，随着养老金缴付人数的下降和领取养老金人数的增加，供求失衡所致的养老金缺口不断扩大乃势在必然。到2050年，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3.64亿，人口抚养比上升至50.15%。届时，将出现两个在职人员抚养一个老人的严峻局面。
同时，根据人口经济学理论，老龄化社会将深刻影响经济发展：劳动就业人口比重下降，将造成劳动力成本急剧上涨，人口红利消失，劳动密集型产业萎缩，将造成社会生产力下降，总产出减少。与此同时，老龄化意味着低欲望化，社会总需求下降，消费能力和消费动力不足，需求拉动型经济将无以为继。有专家预测，若仅考虑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增长的影响，2021年之后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过去三十几年的年均增长率基础上，降低2个百分点左右。
在这一背景下，一些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法学学者提出：晚婚晚育政策乃是是特殊时期应对严峻人口形势的权宜之计。如今人口结构已发生根本性转变，修改法定婚龄，提升婚育率化解老龄化社会弊端，已迫在眉睫。
下调法定婚龄能否提高婚育率？
现代医学证明，男性和女性的生理性成熟年龄分别为16周岁和14周岁。年满18周岁，即被视为对自身行为和外界事物有成熟的控制和辨认能力。因此，世界各国大多将18周岁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，法定婚龄也围绕18周岁上下浮动。
根据联合国2012年的统计数据，女性法定婚龄小于18周岁的国家占84%，男性小于18周岁的占80%。我国男性22岁的法定婚龄为世界最高，而男女双方均要求年满20周岁的，只有我国。
由此观之，下调法定婚龄才是与世界主流保持一致的做法。很多学者也已经从生理、法理、经济和文化等角度充分论证,下调法定年龄并无不妥。
但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，下调法定婚龄真的能够回应我国婚育率低迷的现实吗？
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2010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为24.89岁，而2020年，这一年龄已上涨至28.67岁。部分地区，如安徽省，已突破30岁大关，达到了男31.89岁，女30.73岁。
与男22岁女20岁的法定婚龄相比，初婚年龄显然畸高。
这意味着法定婚龄并非限制人们婚育选择的主要因素。婚育率低迷，另有他因。
这一问题是当前人口学界的研究热点，不少学者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观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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